[内容摘要]：媒介化社会进入影像时代以来，青少年暴力犯罪攀升，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网络痴迷症呈现扩大化趋势。大众传播的产生改变了受众的环境认知方式，强化了受众对传媒的依赖。大众传播是建构拟态环境的机构。拟态环境的建构以获利为根本目的，以有序组织为指导原则，以本能兴趣为定位导向。这就决定了影像传播对青少年负面影响的必然性，误导青少年的环境认知，弱化理性思维等是其表现。
[关键词]：影像传播、青少年、负面影响、拟态环境、认知建构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影像时代，网络、电视、光盘、影碟、录像、电子游戏等影像媒介已经走入千家万户。它们帮助受众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间，给受众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成为受众娱乐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媒介的负面影响。它们以影像画面为意义载体，以影视语言为表意手段，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因而其负面影响要远远超出非影像媒介。200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这无疑对媒介化社会影像传播具有警示意义。影像媒介对青少年究竟有什么影响，其深层认知机制是什么，影像传播怎样保护青少年，这些问题的确值得传播学界深思和反省，也应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迫切课题。
一、 紧迫任务：传播学视野下的青少年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称未成年人为未满18周岁的公民。因此，在论述中，青少年就界定为未成年人。在媒介化社会，影像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
1、暴力犯罪倾向日益突出。北京市一名15岁少年犯，因伙同另外两名少年轮奸少女，被依法判处重刑。据他本人交代，10岁时他就开始看有色情内容的图书，看色情音像制品是他的爱好。被人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尚秀云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多表现为一般盗窃、打架斗殴，到90年代末，未成年人犯罪向抢劫、重大盗窃、杀人等方面发展，犯罪性质明显恶化。据统计，1999年以来，未成年人犯抢劫罪的已代替犯盗窃罪的上升为第一位。尚秀云介绍，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随机调查的100名在押未成年犯中，犯抢劫罪的占71%，经常看暴力内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其影响的占75%。此外，这些未成年犯中，经常进入电子游戏厅的占61%，经常进入网吧的占30%，经常看色情内容书刊、音像制品的占61%。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从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受理的因网络引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占所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26%。[1](P1)
2、危及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生命。2003年湖南卫视曾经报道，长沙市一名少年痴迷网络游戏，彻夜不归，家长多次上网吧去找，但该少年却与父母亲捉迷藏，不愿回家。更有甚者，因痴迷网络游戏，青少年甚至失去自己的宝贵生命。2004年3月31日上午9时33分，重庆市沙坪坝回龙坝镇中学两名初一男生，因连续通宵上网后疲惫不堪，坐在铁轨上熟睡时，被疾驰而过的火车轧死。据另一名侥幸逃脱的男生回忆，被轧的一名男生连续3个通宵在网吧上网，另一名男生也在网吧连续泡了两个通宵，这段时间，他们都在玩电脑游戏。[2](P1)据《知心姐姐》杂志2003年的一项“中小学生网络安全调查”统计，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沉迷于网络，4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与陌生网友见面而不让父母知道。[3](P1)青少年网络痴迷症的严重性呈扩大化趋势，它日益危及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生命。
3、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峻。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中，把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称为“电视人”。“电视人”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进行的，所以，“电视人”当中的大多数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4](P152) “电视人”只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侧面。时下，青少年自杀倾向有所抬头，心理疾病严重，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脆弱。
二、研究现状：注重现象层面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起源于30年代的美国。当时，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1929-1932年）。1933年，该基金会的研究成果发表。该研究指出，电影确实影响了青少年的社会态度、道德观念或行为，电影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5](P197-199)该研究开启了大众媒介与青少年研究的先河。
关于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国外比较典型的研究当属施拉姆的“儿童与电视研究”和格伯纳的“电视与行为研究”。施拉姆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儿童为何收看电视，在其论著《我国儿童生活中的电视》中提出儿童是电视的使用者的思想。[6](P309) “电视与行为研究”是美国80年代的重大科研项目，由波尔博士领导，针对电视是否影响儿童的认知发展进行，最终形成《电视与行为：十年科学研究的演进和80年代的启示》这样的重大成果。在“电视与行为研究”当中，格伯纳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通过探究电视暴力与现实环境危险程度的主观判断之间的关系，总结出培养分析理论。[6](P176-199)其次是美国纽约大学文化与传播教授尼尔.波茨曼及其专著《童年的消逝》。波茨曼提出的“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正在导致童年在北美地区的消逝”这一看法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他深入探讨了儿童成人化问题。[7](P38-40) 国内关于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要包括“媒介对儿童现代性的影响”、“儿童的媒介使用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和“媒介使用与儿童人格发展的研究”等，出现的研究成果有卜卫的《媒介与儿童的现代化》、《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陈崇山、孙五三主编的《媒介.人.现代化》，张令振的《儿童与电视》等。[7](P14)另外，在有关电视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些专著和论文集中也略有涉及。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注重现象层面的实证调查倾向比较明显，要么指出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客观存在这一现实，要么收集整理分析实证调查资料。这些研究还普遍缺乏对影响的认知机制作理论分析。因此，以认知传播学为研究视角，以拟态环境的认知建构特点为理论基础，深入剖析影像传播对青少年环境认知的负面影响的深层根源，为影像传播找到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佳对策奠定理论依据。
三、理论根源：拟态环境的认知建构意义与特点
1、大众传播改变受众的认知方式
从受众的环境认知过程来看，大众传播改变了受众的认知方式。在大众传播产生之前的传统社会，人们直接与实际存在的客观世界相互作用，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关于客观世界主观认知。但是，在大众传播产生之后的现代社会，人们不再直接与客观世界互动，而是直接接触大众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建构的拟态环境来认知客观世界，然后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图像。这样，人们的认知方式就由直接认知为主改变为间接认知为主。[8](P173-175)
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4](P127)因此，大众传播在受众环境认知过程中将受众与客观世界隔开，在传播认知过程中形成三重世界：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世界，二是大众传播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建构的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现实。在大众传播产生之前，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在媒介化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拟态环境）的中介。
影像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受众环境认知过程中，它也必然成为青少年的环境认知中介。在媒介化社会，青少年接触影像媒介频繁，依赖程度之大，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998年五城市（北京、上海、郑州、广州、成都）儿童调查显示，儿童接触电视的平均频度分达2.79次，排在其他媒介之前；儿童接触电视的时间也最长，每天看电视31-60分钟的儿童达26.3%,61-120分钟的儿童达12%,121分钟以上的儿童达9.3%,也均排在其他媒介之前。[7](P110-128)青少年过度地依赖影像媒介，认知客观世界的方式必然发生改变，间接认知方式也必然成为青少年的主要认知方式。这样，在与客观世界隔绝的媒介化社会中，影像传播建构的拟态环境对青少年的环境认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拟态环境的认知建构特点
第一、拟态环境的建构以追求利益为根本目的。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4](P214)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显示，大众传媒是从事环境再建构的机构，大众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建构拟态环境。在媒介化社会，大众媒介以获取利润为根本目的。大众媒介的受众越多，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广告收入）也就越多。所以，以满足最广泛的受众需求来追求最大多数的受众，获得最高的媒介接触率（电视的收视率和网络的点击率）是大众传播利润机制的具体表现形态。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是行动者所期望从多种可能的行动结果中获得的功利的函数；行动者的这种行动追求的是价值或利益的最大化；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9](P376-377)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行动原则是追求最大功利性，它们选择每一项行动都以获取最大利益或利润为依据。因而，大众传播这种理性选择活动必然受到人类行动的利益机制的制约。
影像传播活动遵守理性选择规律，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根本目的。影像传播通过满足最广泛的受众需求来追求最大多数的受众群体，而且以争取具有消费实力的受众为自己的核心任务。只有这样，影像媒介才能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因此，在媒介化社会，影像传播建构拟态环境的最根本制约因素就是大众传播的利润机制。
第二、拟态环境的建构以有序组织为指导原则。哲学家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大众传播活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主观能动性活动，是人类理性选择行动的产物，因此，大众传播建构拟态环境必然要使其符合自己的目的。但是，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又是凌乱无章的，是无意义无秩序的原生态，不符合大众传播的获利目的。大众传播建构拟态环境，必须根据获利目的使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或素材得到有序组织。无序的表达不能产生清晰的意义，使认知难度增大，难以吸引受众的眼睛，不符合认知接受的简易性原则。总之，行动选择的合目的性和认知接受的简易性迫使大众传播有序组织拟态环境。
影像传播建构拟态环境是一种有序组织的过程，是一个构思与处理的过程。弗里曼.帕特森在《摄影与观察艺术》中认为：“构图是一个思维过程，它从自然存在的混乱事物之中找出秩序；构图是一个组织过程，它把大量散乱的构图要素组织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10](P87)在传播活动实际中，文章内容的结构层次，报纸版面的版序版位，电视频道的节目时序，这些无不是媒介形态有序组织的具体体现；采访前的计划，写作中的构思，编辑上的编排，报道时的策划，也都是理性选择与有序组织的过程；蒙太奇效应实际上也就是镜头根据不同的表达目的所采取的组接顺序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拟态环境的有序组织是行动选择的合目的性的必然要求，是强化媒介内容可读性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媒介质量的有力手段。以有序组织为指导原则建构拟态环境是追求最广泛受众接触影像媒介的根本保证。
第三、拟态环境的建构以本能兴趣为定位导向。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人的需要表现为五个层次：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心理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存与安全是人类的最基本需要。需要产生兴趣，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产生最广泛的普遍兴趣。而普遍兴趣是一种本能兴趣，是一种原始需求的体现：为了生存繁衍，人类必须关注性爱；为了生存安全，人类必须关注社会暴力；为了生存发展，人类必须关注环境的变动。性爱、暴力、好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超越阶级与种族的，是最广泛的普遍兴趣。大众传播的获利目的决定它必须满足受众的最基本需要，决定它必须追求最广泛的本能兴趣。所以，影像传播在建构拟态环境时不得不以本能兴趣为定位导向。
本能兴趣是媒介接触的基础。满足受众的最基本需求，追求最广泛的本能兴趣，提供刺激受众原始需求的画面成为影像传播建构拟态环境的不二法门。而且，这种定位在媒介化社会屡试不爽，总是能够抓取最大多数受众的眼球，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关于性爱、暴力和猎奇的画面充斥银屏，刺激着受众的感官本能。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曾对日本电视做过专题研究，发现139个电视节目中有严重暴力行为，有5个含色情内容，占37%。[6](P315)以提供本能兴趣的直观性感官刺激是影像传播的最大吸引力。
四、理论分析：影像传播对青少年环境认知的负面影响
1、隔绝青少年与客观现实的互动
在媒介化社会，影像传播为青少年的环境认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拟态环境。青少年认知客观环境不再直接与客观世界互动，而是直接与影像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互动。这样，青少年就远离了客观现实，缺少人际交往，进而养成一种孤独、自闭、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电视人”性格。由于过度地依赖影像媒介，习惯于从影像媒介中为自己的价值和行为选择寻找依据，而不以客观现实为参照。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孤独而封闭，即便与他人接触依然不深入内心，因而保持一定距离成了青少年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受影像媒介影响，青少年注重自我心灵的自由，力图摆脱日常生活压力和繁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和物理空间的跳跃，成为内心世界孤立封闭的如罐状的“容器人”。[4](P152) “电视人”和“容器人”的心理都是不健康的，其根源就是影像传播隔绝了青少年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心理能力得不到锻炼。追星族、流行时尚等就是其具体表现。
影像传播建构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格伯纳对821部电视剧和节目中的11754个出场人物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25-45岁的人超过半数，而在实际人口中在30%和11%的18岁以下青少年和65岁以上的老人仅占8%和2%。[4](P228)影像传播中总是存在着较多的暴力画面，大大超过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事件。对美国3大电视网在1967-1978年期间在黄金时段播出的1548部电视剧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包含暴力内容的电视剧达80%，每部电视剧中出现的暴力场面平均为5.2次，与暴力场面有关的人物占出场人物的64%。格伯纳的调查显示，现实生活中人们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以下，但许多受众认为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在10%以上。[4](P225-226)这说明，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会误导受众的环境认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很难理解画面与画面之间的关联，记住的只是静止的暴力画面。青少年若是想象到暴力镜头可以解决问题，在遇到相似问题时，他们就会模仿暴力镜头中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方法来解决问题。青少年由于与客观现实隔绝，且长期受到暴力画面的潜移默化，因而容易导致产生这样的错误观念：暴力很普遍，暴力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法。可见，隔绝与客观现实的互动，培养出错误的暴力观念，这是影像传播导致暴力犯罪的认识论根源。
2、弱化青少年的理性思维。
拟态环境的有序组织原则显示，影像传播提供的内容都是经过传播者理性思维有序组织过的，而不是感性的原生态。青少年接受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认识，他们不必再经过自己的理性思维就可以很容易明白画面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必须是从现象发掘本质、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但是，通过影像传播，青少年不必接触现象，不必梳理感性材料，不必发现和寻找客观世界的秩序（规律），而是直接获得本质，直接接受理性知识，他们的理性思维失去了认识实践的机会，因而理性能力不能得到训练和提高。藤竹晓认为，青少年对电视文化情不自禁地全盘接受，会对他们的思维习惯、认知态度产生不良影响，会形成图像性思维，即非逻辑的、直观的、感性的、被动的思维特点。香港学者莫泰基先生也认为，电视文化有可能妨碍青少年的理性思考能力，破坏青少年主动学习的能力。[6](P316)另一日本传播学者清水几太郎把大众媒介使受众丧失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看作是一种心理暴力。[11](P104-126)
3、模糊成人世界和青少年世界的界限
以本能兴趣为定位导向的认知建构理论揭示，影像传播把整个社会和全体大众当作自己的受众，追求最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不去区别大众中的年龄类型差异，（青少年节目例外）不关注成人和青少年的区别，提供的内容对成人和青少年都一视同仁。但是，受大众传播利润机制的制约，影像传播总是把有经济实力的25-35之间的成人作为主要消费市场，提供的内容更适合这一类成人的口味，这样，影像传播使青少年不得不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成人世界。尽管影像传播也提供适合青少年口味的节目，但是，成人为主体的具体环境和青少年的好奇本能使他们更喜欢观看成人世界的生活。波茨曼认为，童年的理念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由于封建制度及宗教的禁锢，社会普遍无视或轻视儿童，并不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他们被看作是家庭的私有财产和成人的附庸。直到14-17世纪，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强调的时候，儿童才被发现。将儿童看作是在人格上独立于成人的个体，让儿童享有与他们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童年生活，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是最具人性的理念。但是，影像传播将成人社会一览无余地暴露给儿童，让他们接受与之身心发展不相适应的熏陶，从而导致儿童过早地成人化，使儿童难以健康的成长。[7](P37-38)
影像传播模糊成人世界与青少年世界，破坏了文明教育的严谨性。成年人生活中本来属于对儿童而言是秘密的那一面——平庸、缺陷、邪恶、暴力、性爱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开在青少年的视野里，这使理性意义上的成人引导作用失灵。因为成人的秘密的公开消解了成人的引导权威和神秘性，引导者的优越地位被剥夺，青少年的认同遵从心理几乎荡然无存，成人的教育引导再也难以得到他们的认同。这样，影像传播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成为文明教育的主流，以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影像教育使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发展结果显得难以预料。
4、解除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
满足受众的原始需求，以直观性的感官刺激画面追求最广泛的受众群体是影像传播的致效法宝。因此，关于性爱、暴力和猎奇的内容成为节目追求的卖点；煽情、刺激的影像画面成为银屏的诱惑陷阱；现场感强、冲击力大的直观影像成为媒介的杀手锏。影像传播总是以提供关于本能兴趣的直观性感官刺激来放大它们的吸引力，让受众在它们的诱惑面前显得毫无抵抗力。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少理智和自我控制能力，辨别是非观念的能力极差，因此，在面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最直观、最有冲击力的本能诱惑时，他们的脆弱的心理防线瞬间就被击得粉碎，根本不起丝毫作用。他们沉迷于暴力游戏，热衷于色情画面，猎奇于成人隐私，不能自拔。直观性感官刺激让他们忘记了拟态环境和客观现实的区别，让他们进入宣泄的魔幻境界之中，以至彻夜不归，甚至连续泡上好几个通宵。影像传播建构的最具诱惑力的直观性感官刺激使青少年完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这是网络痴迷症的根本根源。总之，在媒介化社会，影像传播对青少年环境认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应该引起我们传播学界的反省和深思。我想，以认知传播为视角，分析影像传播建构的拟态环境是怎样影响受众的环境认知的，这对于解决影像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问题可能会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有助于青少年在理性化的媒介社会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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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国彬（1974-），男，湖南安乡人，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媒介与文化营销研究。
The Image Communication’s Negative Influence on Youngster And Their Analysis of Cognitive Communication
Wei- guobin
Th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i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Since the media society had entered into the image age, the violent crime’s rate of youngster has rose, and the problems of mental healt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Moreover, the internet addiction has showed the enlargement tre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ndings more paid attention to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on-the-spot materials than to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n youngster.
The birth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s altered the cognitive way of media’s recipients and increased their dependence on media. The mass communication is the organ for constructing the pseudo-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ng of pseudo-environment regards the pursuit of profit as the basic goal, the orderly organizatio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the instinctive interest as the orientation direction. These constructional peculiarit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decide the certainty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s negative influence on youngster. The concrete shows of negative influence are to incorrectly lead the youngster’s environment cognition, to reduce their rational thought, and so on.
Key: Image communication; youngster; negative influence; pseudo-environment; cognitive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