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和提升，以迅疾的姿态影响着不仅仅是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正在影响着和建构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如何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或者说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能够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规范，这种规范和理论既是普遍性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近10余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者探讨和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

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应该在哪种意义上进行界定？又应该在哪种视角下进行探索？中国传播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在文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边缘，寻找和传播学的结合点，并辅之以中国社会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现实情境。因而，这种研究和探索便呈现出一种未规范化的状态。这种未规范化的状态体现在：

第一：对于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科理解和概念界定上。应该说，中国特色是一个难以清晰地描述的概念。无论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在历史的情境中，属于中国的特色基本是在泛化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我们的中国特色包括几乎所有与中国的人文地理政治历史相联系的物化和非物化的东西。在日常的语境中，“中国特色”如同一种被幻化的词语，没有一个很明晰和温馨的家，流荡和飘逸是它的主要特色。日常化和市民化是它的主要形态。这里的日常化包括概念使用上的和集体无意识的生活化行为。市民化指的是这种泛化的发生人群主要是以所谓“文化程度”良好的城市社会的常驻者为主的。这类群体或者称为市民群体并不是很准确，这里也只是借用了市民的含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使用此概念的。在非日常化的语境中，“中国特色”的身份认同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中国政治的话语世界里，中国特色是有着严格界定的含义和使用范围的，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系统至少在理论的框架中是以此为基石的；而在中国经济的话语世界里，“中国特色”基本是对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特色”的含义的沿用，只是，这种沿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政治学的含义，更多地辅之以社会学的内容；在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的概念系统中，“中国特色”很矛盾地在百姓的集体无意识和政治术语的不清晰的使用中、以很不明晰的视角，拥有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那么，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中，中国特色的构建是如何的呢？有几种情形：一是很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个概念，仅仅以词语的使用为词语的目标，也就是说，使用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在描述的社会语境中得到认可，并不具有严肃的学科建设的精神；二是将日常化的含义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学术世界中；三是从日常化的话语中，从个体的背景和所处的社会情境出发，剥离其中的部分含义，加以学术性的界定和描述，宏观地在学理上为“中国特色”作了构建及说明。具体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国特色首先是从一种意识的觉醒进而开始到话语层面的简单化使用；其次是进行从个体自身出发而建构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命题中研究传播学的“中国特色”；最后，日常话语世界的“中国特色”的痕迹不由自主地在研究中自然地留下痕迹。很显然，这种探寻和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未加以普遍化界定的前提下，因而带有先天的弱势性，必然不具备学理上的规范性和普遍性。

第二，这种未规范性还表现在：以一种社会化的理解取代学术性的精神探寻。所谓社会化的理解是没有站在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之外使用这个概念，仅仅是作为一种门面的装潢来加以利用。换句话说，不是为了一种从民族精神和国家建设的学术角度，而仅仅是为了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而是将学科作为职业的研究的一种惯性所使然。学术性的探寻是指：作为学者首先是一名中国学者，中国学者要面对的是中国的研究问题，而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展开，这种展开的前提表示中国学者学术精神的重现和再造。我们的学术精神是什么？如何构建和再造我们的学术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话题始终是学者必须面对自己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发展和绵延的进展的问题。学术精神和直面现实紧密相关，在直面现实中群体和个体的最深层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一层层呈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呈现中显露出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特色。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系统在近50余年的变迁中，这种直面现实和直面个体和群体本身的意识逐渐弱化了，这种弱化的过程恰恰绵延着对于中国特色的复杂而简化的理解和解释中。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在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众所周知，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出现首先是和新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新闻传播学基本上将传播学的中国特色从自己的话语世界里加以限定地剥离了出来，在这种剥离中，学科的独立精神基本成为一种隐性的概念被埋葬了。而新闻学科几乎是中国社会科学家族中社会化和世俗化最为明显的学科，它一开始势附属于文学的，在这种学科根基下，传播学的研究者的构成及其它们的思维模式鲜有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研究的学术思考。在学科缺乏独立精神、学者没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前提下，“中国特色”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未规范性表现得更为多元化。

基于上述的非规范化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特色的探寻中，使用的概念多是传播学的本土化。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们面对的话题的部分命题，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原因在于：（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可以是几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州。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在学术实践中，中国特色的使用更为恰当和实用，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

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使得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命题始终如一把利剑高高悬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的心头，如何以单一学科的研究结合复合学科的优势，在建构学科的同时，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情景和特征，并分析和研究这些情景和特征。对于传播学而言，这种关注显得格外迫切，因为：传播学在中国研究的历史的短暂性，传播的发生和过程的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以研究“优势人群”为主要目标的，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和学科自身的发展史有一定的关联。所谓“优势人群”大都以城市为中心生活，围绕它们所建构的传播学研究也同样曾经是传播学起初研究的主要命题。

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只是发生在城市，中国乡村的整体系统在近20余年来的变革，更为确切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历程。因而，关注中国乡村社会并以其为研究对象，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剖析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的主要命题之一。同样的，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会在这种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研究和剖析中逐渐呈现出来，并有可能构成一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群体态势和社会关怀。在这种群体态势和社会关怀中，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应该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位置。

那么，传播学在这种情景下如何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一个传播学者必须面对的学术精神的命题。对于学术命题而言，问题相对要简化一些，学术命题便是要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研究其特有的传播形态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传播环境、储备制度、传播系统等，并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中，建构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系统，力图使得传播学作为学科的独立身分在学术的立场上获得认可。

学术精神的命题则更为复杂和艰难一些。对于“中国传播学者的使命是什么？”的命题的回答，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命题有三个层面，一是学术意义上的，二是学科建设上，三是作为学者身份认同上。简而言之，学术意义上的是指学者要明确自己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人文建设的意义；学科建设上的是指学者要从自己所隶属的学科的发展历程出发，建构属于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命题；学者的身份认同是指：作为学者的身份所包含的意义的构成。换句话说，学者在自己所属学科的身份的自我确立，是第一个层面；学者因为自己所属学科的身份而获得中国社会科学总体学科体系和研究的另外一种身份认同，是第二个层面；学者因了学术的身份而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得到社会身份的普遍认同，是第三个层面。对于中国传播学者而言，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从上述的三个层面延伸开来，其所隐含的前提是：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者，首先是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民族使命感的，其次才是对于自己所隶属和所从事的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下，传播学者要面对的三个命题是：是否从个体精神的构建中探寻到作为一名中国传播学者所需要的基本精神，是否在这种基本精神的积淀下认识自己所从事的传播学研究，是否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中国当代社会的总体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并时刻不忘关注当代社会的变迁以及传播本身在全球化中的变化趋势。

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传播学者而言，这都是一条漫漫的路。从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在当代传播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出发，可以说是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特色的一种探索，更是对认识中国当代社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中国乡村社会在中国社会的整体系统的地位，既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性的日常话题，也是学术界从理论上系统界定和研究的一个命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多少少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传播学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就显得极为零碎和不成体系，基本是处于起步和接触阶段。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提出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并就其基本研究范围和理论体系，基本研究命题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界定，并结合已经有的研究资料进行了综述，并尽量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路和研究模式。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既是一个崭新的命题，也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建构。提出的意图是想由此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建构的目的是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进行在“中国特色”含义下的界定和纠正，并力图使得中国传播学者在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时，不仅仅是从理论的普遍性和验证性出发，更要关切和时代关联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以传播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独立建构和充分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进阶作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

很显然，一门新的学科的提出和建构，概念化的提出仅仅是开始，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构建除了需要独立的学术规范、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之外，主要的是以提出问题为导向，在问题为视角的下，力图为以后的研究界定范畴和研究对象，目的是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同仁们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加强和深入。这里我们做的只是抛砖引玉的工作，所抛之砖必然有不足之处，只是希望能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拓展出一片天地来。

（注：这是《中国乡村传播学》一书的前言，本书由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