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是数学上的一次革命，其技术化后带来了许多的问题，给人类以太多的反思。本文从哲学上探寻数字化意识的起源，发现从古希腊朴素的数目观到近代数学决定论，都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数字化缺乏人文的理解与追求，本文试从人文的角度，探索构建数字化美好图景的出路。

关键词：数字化；数字化生存；数字化问题；人文；

一、数字化和数字化问题的出现

自从形式逻辑与数学的结合产生了布尔代数后，“数字化”成了一个时代感很强的术语。数字化原本是指用0和1二进制记数方法代替传统的十进制方法。二进制起初是用于通讯和信息网络的数据处理，即通过微电子线路的转换和处理，把语言、文字、图像等进行0和1的表达。0和1被看作“信息的DNA”，一个信息“DNA”为一个“比特”(bit)，8个比特为一个“拜特”(byte)即一个字节，它可以表达28=256种信息。而如今，“数字化”已经远远地超过了0和1的比特组合，不再是一种直观的、静态的符号意义。

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作了《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演讲，1999年，中国北京“首届‘数字地球’国际研讨会”正式提出“数字地球”这个概念后，数字城市、数字医院、数字家电、甚至数字人应运而生。数字化以其极大的威力使世界神奇般的生动、形象起来。在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主构的空间，我们称之为“数字化空间”。今天，当无数人进出于这个空间时，“数字化生存”无可厚非地成了人们的另一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的本质是什么？有论者认为，数字化生存是没有质的“技术化”的数学化的对象世界，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生活的扼杀与存封；[1] 数字化生存是生产方式的极大解放后社会生产关系的新形式；也有人认为“数字化生存”的本质是体现在一种数字化的世界的社会关系结构。《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蒂这样解释：数字化生存是生存和活动于现实社会的人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不过，这个平台是借助于“数字化”构造的，虽是虚拟的，但却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数字化――这个时代特征，引领我们走进了“数字化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问题。工业文明这把双刃剑给人类带来富足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脆弱、贫富差距、国家战争等问题也困扰着人类。数字化给人类搭建的技术平台背后，也使人类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困惑。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操作计算机变得极其简单，人们习惯于一些数字化的符号表达，“人是符号动物”在数字化背景下有更深刻的意义；人对数字的依赖日益增强，人的力量逐渐地转移到了人对机器的操纵，甚至开始让机器思考人的问题，更令人可怕的是人的肉身与数字化技术直接结合可能导致彻底的人的物化。1998年英国科学家沃里克把芯片植入手臂达9天之久，2002年他再次将芯片植入手臂并与电脑相连，他自豪地称自己为“电子人”并希望不久将芯片嵌入大脑，以制造人类“升级版”；在数字化的虚拟空间里，实践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网络道德问题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对抗，人们在网络空间里的心理、情绪、语言及自律的一系列反应无不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因为人很大程度上还是现实社会的人；数字化的无个性特点使得跨时空、跨国界、跨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网络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一方面促使多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话语霸权，甚至导致思想意识形态的颠覆。种种问题的最终指向是人，人类自身的安全性问题日益凸显。笔者认为，解决数字化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身认同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和怎样进行人文思考的问题。本文试从哲学的视野，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数字化进行阐释，以期解决这一时代性的问题。

二、对数字化问题的人文思考

数字化问题集中地体现在数字化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首先对此思考的人是17世纪的帕斯卡尔．他认为，自然的数学化就是感观和心智对理性的欺骗与慰藉的结果，[2] 而这种数学化的机械自然观图景未必就是自然的本真面目。帕斯卡尔的思考引起了维科、卢梭等一批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思考．此后，反工业文明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芒福德指责“人成了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现代西方文明已经投入了理性工具主义的怀抱；弗洛姆痛斥渗透在技术中的非人道的原则；海德格尔更是批评至深，他通过对牛顿和伽利略的分析，预言了新时代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数学的东西”，并且肯定那种新时代“数学的东西”必然导致自然科学的“实验的东西”，即违反人们经受的日常经验世界的必然结果，它不考虑受众的差别，只要求普遍的相同，它必然染指人类的文明，最终使人昧于天命。他困惑于这样一个悖论：在技术时代，既然人将要被物质化、对象化，那么何以成为拯救者？办法是什么？他主张唯一的出路是“沉思”。这个“沉思”我们毋宁理解为“反思”，反思隐含在技术之中的实现人的精神价值的自我澄明。[2]

马克思曾指出，传统哲学只是从客体和直观的角度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而没有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加以理解。所以目前我们迫切要做的和思考的是如何把握数字化的主体和实践本身。那个“主体”是什么？是人、数字化技术还是数字化生存。显然，我们似乎不假思索地认为是人，因为只有人才是创造和把握质的规定性的唯一“主人”。但是我们看看，人作为“主人”在那个虚拟的世界中，还有几分自主呢？技术与人之战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激烈地进行，就连实践的现实性与真实性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三、哲学上“数”的人文内涵

在中国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与“天文”相对，“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指人所创立的文化，以及用此来教化人，达到“成天下”之目的。而在西方，“人文”一词与“人类”(human)有关，强调的是人之为人本身。这一点可以从“人性”(humanity)和“人文主义”(humanism)略见一斑。不管中国学者也好，西方学者也好，基本认同人文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3] 西方对人的理解一直强调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个体，他们所推崇的是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而在中国对人性的理解，一直强调的是人与天的和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因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生焉”。我们以为，对人的存在意义、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张扬个性、诉求人性的结合，才是人文的全面理解。

古希腊思想家认为使人成为人，亦即使人具有人性的东西是“科学”。获得“科学”的途径是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知识”。柏拉图这里所说的纯粹理性就是数学的思考方法，纯粹知识就是数学。其实，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副世界“数目”图景，数目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切无差异的同，是一、是灵魂、是整个天界的“和谐”。和谐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宇宙万物统一现象的直接把握以及对于道德完善、社会公允等理性状态的追求。可以说，毕达哥拉斯已经把对数目的思考与人性的思考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达到了一种“数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古希腊的那种追求人性与科学理性统一的思想找到了近代的继承者。素有“科学肇始”的笛卡儿用“自然数学化”为理性运动奠基，他用数学化和演绎方法清扫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我思故我在”用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性，追求数学的内涵，帮助人们在造福人生中实现自我。

由此观之，数学(或曰数学化)从来就是人追求智慧、诉求人性与拓展自由空间的学问，是人企求与自然和谐沟通的桥梁。然而这座桥梁自牛顿以来就开始摇晃或者说它改变了通往前方的方向。牛顿的微积分学的发现，使自然变成了一个遵循数学规律而运动的机械世界，数学的那种极强的预测性和操作性左右人的思想。数学的威力开始体现在技术工具的一次次无禁区的开挖上，这种功利性的数学技术观促使人们将人文精神之灵魂的哲学观排斥在外。这种发展趋势在20世纪非但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变本加厉，E=MC2这个简单得让爱因斯坦无比兴奋的数学公式，在科学“美”与“恶”的分野上竟然如此矛盾。难怪现代哲学家们都将近代技术体系的最初基本指认为数学，认为数学的技术本质就是“事先度量，然后用数学决定的量来表示质。”[1]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科学技术本身，因为我们害怕的是人类自己，但可以这么说，数字化所展现的巨大威力纵容了人类对自身的思考与追求，自由探索的精神从此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四、可能的出路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个“去魅”的过程，然而今天的数字化把这一过程推向了极至——齐一化、场域虚拟化。这种想法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的同时带来更多的遮蔽”不谋而合。但无论如何，数字化犹如万顷波涛向前涌动，势不可挡，尼葛洛庞蒂说：“ 数字化是迈向成长的通行证”。[4] 那么人类面对困境的人文和被扭曲的人性该怎么办？我想苟延残喘绝对不是出路。借海德格尔的话说“让一棵树在它站立的地方站着”。那么让它怎么“站着”，笔者试给出以下几点启示。

1．在哲学的视野中，进一步挖掘、阐释数字化的人文内涵。人文精神历来就是科学技术精神的题中之义，当我们把目光回溯数的源头，会发现人文精神在那里郁郁葱葱，历史证明这非但没有阻碍数字化的发展，反倒相形益彰，自然与人浑然一体，只是近代以来有所衰微。科学技术的精神高出具体科学技术的地方就是“追求真理，从而实现自由”，而人文精神本来就是“自由”的精神，所以科学技术和人文本来就是统一的，今天数字化的灵魂仍应是人文精神。

2．在科学技术的视野中把握现实，使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相统一。科学技术以它的特征总是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威力，并且不断发展、超越。而人文精神总是透过现实慨叹人类的命运，对人类和人类的异己力量做出反思。数字化时代的科学技术更应突出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矫正，在塑造人的正确向度中发挥作用。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现实关怀并不矛盾，而是应该统一，数字化理应为这个统一的实现提供新的平台，充当历史的“担当”。

3．在现代化视野中时空重组，实现民族人文与全球人文的融合。数字化以其技术化的特征，在以“信息富国”推波助澜下迅速波及全球，在经济影响文化的同时，技术影响文化初见端倪，“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之间的鸿沟仿佛成了单向的压力，“帝国文化”的强大攻势正逐渐遮蔽和淹没弱势民族的人文特征。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化，不能以牺牲人文多样性为代价，在南北问题的演化中，中西的文化碰撞中，数字化不该雪上加霜。我们呼吁弘扬民族人文的同时呼吁全球人文，如果民族人文有消失的那一天，那绝对也是全球人文消失的一天。所以，在数字化这一新场域、新语境中的人文精神交流中，对于异质文化要开放、警惕、汲取、抛弃并重。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全球伦理，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有没有一套全球普适的伦理体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有，民族人文也不过是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家园而已。但是这种胸怀是非常宽广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才是数字化时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都有美好前程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