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又是星期一。于爱春老师像前几次一样，和老伴老孙一起用过饭，收拾好锅碗，将一些饭菜放在锅里扣好——老孙中午自己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带上一瓶白开水，来到了村口。
这里是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的必经之路，她今天要去文登市教育局反映自己的问题。她可能并不知道的是，今天还有其他28名和她一样的老教师，也正在从十里八乡前往市教育局，有几个人甚至还随身带着被褥。
最近，他们似乎已经成了文登市教育局的“熟人”、“常客”——这些陆续到达的老教师径直往里走，门卫看见了也并不过问或者阻拦。
这一切，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一刀切”辞退
“一九九八年底，省里下了个130号文件（《关于清理清退机关事业单位临时人员和超编超计划人员的通知》——记者注），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我们对全市的代课教师进行了清退。”文登市教育局副局长宋会京告诉记者。
据宋局长讲，按照130号文件的精神，文登市于1999年8月“一刀切”，裁减了826名教师。他强调，这些人都是在该清退的“代课教师”之列。而之所以拖后了半年时间进行，是因为要等学年结束，不然，学校的课就没人上了。
宋局长的这个说法并不能得到这些老教师的认同。
“第一，不是‘一刀切’。按照文件的规定，我们并不属于要清退的对象，而是需要分清情况、区别对象的一部分。有些根本没有站过讲台的都没有‘切’掉，却把我们这些教了几十年书的人‘切’掉了。这是什么‘一刀切’？”江景莲老师接着说：“第二，我们并不是代课教师。”在她看来，自己是属于“民办教师”——不但不是该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并且是应该按政策转为公办的。
当然，现在她早已不奢望转为什么公办了。
江老师的说法得到了于爱春、王严平、于文强、祝业浩等老师的“证明”。
王严平老师从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里拿出自己的“文登市民办教师证书”给记者看：“白纸黑字，‘文登市民办教师’。”她加强语气给记者念出了这几个字。
于爱春老师拿出自己的厚厚一摞证书：资格证、聘任证、民办教师证，以及一份标明日期为1965年9月的《民办教职员工花名登记册》。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于爱春老师的“任职时间”为1962年9月。于老师称这是她开始教师工作的时间。当年她16岁。
一摞证书中，于老师自称最看重的是两个。一个是文登县（即现文登市）人民政府于1986年9月颁发给她的《山东省文登县优秀教职工证书》，另一个是1997年9月文登市委、文登市人民政府联合颁发给她的《奖励证书》——这一年，于老师51岁。“这中间有7年，也就是1981到1987年我在幼儿园教书兼任村妇女主任。”于老师的老伴老孙告诉记者，那七年中，于老师“年年双优秀”。
1988年到1999年，于老师在天福山镇中心完小教了12年书。加上先前一次12年的教师生涯，她做了24年教师。“这还不算她前后两次在镇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园长的8年多。这些都算上的话，就是32年多。”王严平老师说。
和王严平、于爱春老师一样，于文强、祝业浩、毕爱玲、于德香、张爱芝、林治荣、何希凤等老师，也都是原山东省在册的民办教师，后来又在1993、1994年陆续获颁“文登市民办教师证书”。
承认得不到
对于这些老教师为文登农村教育所做的贡献，宋会京局长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支撑了文登的农村教育。”他同时说，这些人里边“还是有些人才的”。
这两句话让几位老教师感到心里好受了许多，他们觉得自己的教师身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有一位甚至忍不住老泪纵横。
对于这些老教师的原省注册民办教师资格，宋局长表示认可。他同时强调，这些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教师工作，八十年代中后期师资流失严重的情况下，市里又陆续招回了这些教师。“再后来，为了稳定人心，文登市在1993年和1994年分两批认定民办教师，并颁发了证书。”宋局长说。
“稳定人心”确实收到了成效。王严平老师告诉记者，当时为了这一个“民办教师”的身份，她放弃了每月收入高得多的幼儿园的工作，而继续着每月九十多块钱的民办教师生活。“当时说得很清楚，不是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当时的工资是七十几块，而不是九十多块。”
这些说法并不能得到有关领导机关的认可。
11月14日上午，在文登市人民政府大院里一间小会议室，文登市教育局一位姓邹的官员告诉记者，这只是他们（老教师）的理解，“即使给他们颁发了民办教师证书，实质上就是代课教师。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但是，随后该官员表示这并不代表教育局的观点，“也并不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那这算什么？”一位老教师反问记者：“白纸黑字，大红的印章，颁发给我们的证书算什么？”
“这么解释也解释得通。”一位姓邢的官员说。对于老教师认为130号文件中“分清情况，区别对象”的原则，该官员称：“对文登来说，并不存在需要分清的情况，也不存在需要区别的对象。”
他告诉记者，当时本着“无情分流，有情操作”的原则，文登市给辞退的教师进行了一次性补偿：按照每从教一年补贴一个月，最后再多加一个月的办法，全市的补贴总额达到160多万。“当时临近的几个县市都在清退代课教师，只有文登市进行了补偿，别的地方都没有。”
“不是老师的老师”
宋局长称，正因为是“有情操作”，所以当时非常平和地辞退了代课教师，大家很快就领走了补偿金。
“当时我们根本就不同意这样认定，我们不是代课教师，他就说我们本来就是临时工，可以随时不要（辞退）的。我们说我们有资格证，他说有资格证才让我们做教师，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来做教师。还说‘你们教学期间是无偿使用吗，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一些话。”一位老教师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景。
“说这样的话，恐怕并不合适。”文登市一位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老于对记者说。也许正是这几句话让教了大半辈子书的老师们始终难于释怀。
据记者了解，仅以在小学任教的时间计，这三十几位老教师中任教时间最长的是29年零7个月的于文强老师，最短的毕爱玲老师是14年，大多数在20年左右。
老于说，这三十几个老教师都是把一生最好的时间用在学校了。“即使现在，每年春节前，总会有学生一起来看望我，给我擦洗门窗、打扫房屋。但是，现在却硬要说我根本就不是老师！”说起这事儿，于爱春老师还是没忍住流出了眼泪。
于老师的一位正上大学的学生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一年春节前，他去看望于老师。不想他一提“于老师”三个字，于老师顿时泪流满面，说“我是你所有的老师中最不争气的、不是老师的老师”。“不管是教书还是在生活上，她都是非常要强的。她教了这么多年书，在各种考核中从来都是很靠前的，最好的是第3名，最孬的是80多人里的第23名。”老孙告诉记者，“现在，却连她是老师都不承认，她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一个老教师告诉记者，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使于老师“桃李遍地”——几次去市教育局等部门反映情况，总能遇到些当年的学生，而那些学生总是很尊敬地叫“于老师”，端茶送水招待她。
不是结局
让老教师们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件事：1995年开始，他们都上缴了养老保险金，一直到被辞退之前。
“按照当时的政策，只有在册的教师才可以有养老保险，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在册的教师，而并不是应该被辞退的范围。”但是，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得到了另一番答复。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有一位领导说就是按照“应该被辞退”的代课教师的身份给他们上缴的养老保险，“我们问他依据什么规定，哪一个文件，他又说不出来。只是说就是那样。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
市教育局一位同情老教师们遭遇的官员私下里告诉他们，可以试试诉讼程序。“我们去咨询了当地一家法律事务所，人家一开口就是20万代理费，诉讼费用另算，说把整个程序走下来大概得40万。”这使得老师们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11月15日，刚刚回到北京的记者一天之内接到三位老教师的电话。虽然也还是没有任何办法，电话那端，几个人只是说“这事他们是不能拖得不了了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