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先生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
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
母亲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启蒙
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当时，王家是附近有名的富户，拥有数百亩良田。王家的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温柔善良，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与3个哥哥一起进私塾接受教育。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
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王双贤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她的大哥王治军是一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传奇人物。据《宝丰县志》载：王治军在1906年卖掉一顷地去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2月18日，时任奋勇军左军粮台总办兼执法官的王治军随马云卿率领的革命军先锋队五营进抵南阳，在民众大会上指斥原荆襄招讨使季雨霖擅自委任应城的李宜吉为邓县知事，同时致书李宜吉请他及早返回。李宜吉怀恨在心，遂派人将其刺杀。王治军时年31岁。二哥王治安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三哥王治寰曾任郏县中学校长。王双贤在有了4个孩子之后，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他们跟着三舅读书。崔琦的3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先后大学毕业的。这在当时曾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后来，崔琦也正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才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的，这对他一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崔琦老家范庄的老人们一提起王双贤，都赞不绝口，说那可是一个世上难找的好人。不管谁家有难处，她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76岁的任松老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村里的孩子们因为时常吃不饱饭，便有事没事地到崔家玩，目的是在崔家找点儿东西吃。王双贤知道孩子们的心思，只要孩子们一来，她就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请大家吃，有时甚至连自家的饭也全部给他们。正是基于母亲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崔琦才能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替人解忧的优秀品质。
严格的家规使他懂得了真善美的高贵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在崔家，无论做什么事，4个孩子自己有理由也可以解释，但解释完了就必须照父母说的去做，再有顶嘴或懈怠的行为，就会挨竹板了。可据当地了解崔家的人说，并没听说哪个孩子挨打，因为孩子们总是自觉按父母的要求去做，从没发生过有悖情理的事。
年逾七旬的陈桂莲老人讲了一个崔琦受委屈之后依然“负荆请罪”的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村上几个孩子偷她地里的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崔琦放学回家后，母亲叫住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崔琦没搭腔。母亲说：“去吧，门楼底下墙角里跪着！”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拿锨弄了些炉渣放在门楼底下，面朝里直直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跪了好一会儿之后，告状的老太太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劝王双贤放过他这一次。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叹口气喊他站起来。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事后，王双贤才知道崔琦那次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当时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我毕竟跟他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陈桂莲说完，还意犹未尽地感叹道：“唉，那孩子真有骨气!”
离崔琦家门口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坑。每到盛夏时节，大人孩子总爱到坑里洗澡，崔琦自然也是其中的常客，但他洗澡却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总是边洗边打闹，不是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抓把泥涂人一脸，就是把同去的伙伴按在水里“老牛饮水”，再不然就是拿水泼路过坑边的女孩子。可崔琦总是文文静静地一个人洗，因为每次出来母亲总是叮嘱他不要做与人为难的事，也不要在水里和别人打闹，以免伤了和气。直到现在，76岁高龄的阴锁老人还感慨地说：“驴娃儿他娘真是好人呀！别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的确，据老人们回忆，学堂下学后，别的孩子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不肯回家，而崔琦下学便朝家跑，放下书包就写先生留下的作业或者预习第二天的功课。
母亲的行世风范让他明白谦虚是最大的美德
崔琦出生时母亲已37岁，父亲42岁。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何况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崔琦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着惟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干活，撒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毛驴儿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树林里捡柴禾，或者帮父亲收拾家里的院墙。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同时，母亲还教育他不管到何时何地、自己有多大本事，都要保持谦虚待人的品格，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母亲身体力行，为儿子示范。她时时处处以诚待人，平等地善待所有乡邻。
少年崔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在他十三四岁时因为能写会算，村里把他抽去跟着分地，无论三角形、菱形、梯形地都难不住他。当时有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会计，故意找了一块外号“一杆旗”的地块(相当于不规则三角形)难为他。等各个边的数据一测出，崔琦一口就说出结果来，惊得大伙儿直吐舌头。79岁的卢六老人说：实行土改那会儿，我主持村里排《血泪仇》，可王仁厚这个角儿找不来人演。一天正好看见崔琦从外婆家回来，就告诉他这件事。崔琦二话没说，满口应承，让我抄词儿给他看。我本来担心一天以后演出太紧张，谁知道演出时崔琦已把词背得很熟，还找来烂棉花当胡子，借件破棉袄穿上，结果演得特别像，把满院子看戏的人都引哭了。当人们争着夸崔琦聪明、能干，崔琦却十分谦虚地笑着说我还差得远，希望乡亲们不要这样夸我。
母亲的深明大义激励他走向人生的辉煌
1949年，崔琦在新宝镇的石桥区高皇庙高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门，所以，崔琦只好辍学在家。在此期间，他曾和大姐崔颖一起担任过范庄村妇女识字班的教书工作，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当时为配合革命形势而进行的演剧和游艺活动，并领着村里的“花棍队”夺得全区“打花棍”(一种在当地十分流行的民间传统游艺活动)比赛第一名。
两年过去了，当地依然没有成立中学，这可急坏了崔琦的母亲。1951年母亲毅然决定让他到外地读书。这年秋天，三姐崔璐领着崔琦来到北京的大姐崔颖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在香港定居的二姐崔珂的帮助下，姐弟俩通过合法手续抵达香港，崔琦随即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
崔琦在香港读书期间，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获得美国全额资助，进入伊利诺斯州一所教会学校。这时，他的父亲崔长生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作为惟一的儿子，崔琦本应回国为父尽孝，但母亲却始终对他隐瞒了这件事，直到1959年夏天父亲去世，母亲都没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在这之后的9年间，母亲不管自己受多大的罪，甚至在81岁高龄时住茅草庵，都没有影响儿子的学业。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母亲王双贤寂寞地离世，当时只有大女儿崔颖一个人守在她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