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这确实是鲁迅在当今遇到的难题，他是一个亲近青年的人，现在却无法亲近青年人，既有鲁迅被神化后青年人对他的反感，也在于鲁迅的难于读懂。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和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今年5月22日的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鲁迅是谁？》，并以此为演讲稿，多次在纪念鲁迅的活动中演讲：“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们的想法，发出我们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们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对父亲和祖父的理解和认识。”
作为鲁迅先生的亲人，他们有权利、有义务，也确实需要勇气来还原鲁迅，至少是说出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他们看鲁迅，有独特的视角和非常的感情，体会会更深切，理解会更准确。我认真地拜读了周令飞先生发给我的这篇洋洋大文，如沐春风，收获匪浅。我十分赞同周海婴和周令飞的观点，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存在比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更有意义。也正是把鲁迅放在这样的位置上，再谈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才具有超越普世的价值。他们的文章无疑让鲁迅以更真实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中国，鲁迅先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因自己的巨大丰富性而具有多种意义的存在，因此成为借题发挥、借酒浇愁、借古讽今、借机报复和“借此机会”的机会，鲁迅也差不多具有了兴观群怨的功用了。因此，鲁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经学家看到易，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成为仁者用来行仁，智者用来取智，恶者用来施恶的工具或大旗。这就不免要从为我所用的目的出发，来改装鲁迅，或是单单突出鲁迅某一符合自己需求的特性。被“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呈现出来的就永远是革命战士的面孔，永远横眉冷对，永远冲锋陷阵，永远骨头更硬；反之，被“丑化”和“妖魔化”的鲁迅，呈现出来的则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面孔。
在《鲁迅是谁？》一文中，作者指出，“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我在陈丹青的《鲁迅的好玩》里也看到：“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也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的人格的维度与张力。”这么一个有着丰富生活情趣的人，有着丰富的人格维度与张力的人，长期以来，无论正、反面都只有一副面孔———猛士。对鲁迅一再地“脸谱化”，正是我们找不到真实的鲁迅在哪里的主要原因。如果作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而存在，鲁迅精神不会有生命力，不会活在新世纪里，不会走进新时代的人们心里。因此，我总禁不住要问，鲁迅在哪里呢？
鲁迅在鲁迅研究所里吗？我想应该在吧，如果不在，那些鲁研们将会失去以研究鲁迅为生的饭碗。可是鲁研们写出来的长篇大论，除了拿来评职称、涨工资，在圈子里引以为耀，又有多少平头百姓去翻阅它们呢。一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鲁迅，被搞得高深莫测，从一个故纸堆走进另一个故纸堆。
鲁迅在青年人心里吗？这是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我单知道，上世纪初，鲁迅是“孺子牛”，是青年人的朋友、导师，他就在青年人当中。而现在呢，鲁迅还“活”在青年人心中吗？我不敢肯定，我想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鲁迅在一些人心里已然远去。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当鲁迅的曾孙女周璟馨因参加一档娱乐节目而成为新闻人物时，竟有人问了这样一句：鲁迅的后人怎么不姓鲁了？呜呼，连鲁迅姓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在青年人心中！其次，读鲁迅的人在减少。前些时，老牌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发起的“影响青少年的作家排行榜”评选出炉，鲁迅位列第六，敌不过“玉女作家”。何以如此呢？我以为一位“80后”的读者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对鲁迅没有什么好感，如果不是因为教科书上有他的文章，我想我根本不会去读，因为他的文章对我而言，还是有些深奥。还有就是一种逆反思想，书上都把他说得有些神化，给他的定位太高。
这确实是鲁迅在当今遇到的难题，他是一个亲近青年的人，现在却无法亲近青年人，既有鲁迅被神化后青年人对他的反感，也在于鲁迅的难于读懂。我记得上大学时有一次听钱理群教授的讲座，讲的是《野草》里的哲学。他说，最真实的鲁迅在《野草》里。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有多少年轻人在读《野草》？又有多少年轻人读得懂《野草》呢？很多人连鲁迅的杂文读来都嫌艰难，更不要说读懂深邃的《野草》了，而不了解《野草》，其实就失去了了解、接近鲁迅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鲁迅在20世纪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做了大量工作，可是从思想精神上说，这个转型是否完成很令人怀疑。周令飞先生跟我说，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是一大遗憾，遗憾固然遗憾，反过来说明，鲁迅没有过时，仍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鲁迅的工作还有待继续下去的意义，鲁迅的思想在当代还有独特价值。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鲁迅是宝贵的精神资源。如果要问鲁迅在哪里？我想，鲁迅就在这里！
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廖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