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返乡的大学毕业生要求落实村民身份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但一些体制的革新应对还需跟上
本报记者李攻 发自济南
对吕元勋来说，现在最大的苦恼是自己成了“黑户口”。
“说我是国家干部吧，我不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说我是村民吧，我连参加村委会民主选举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我现在是‘黑户口’。”11月25日，济南市市中区七贤庄村“村民”吕元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国家干部”状告村委会
2000年，吕元勋考取了山东省旅游学校。数年后，作为全日制正规学校毕业生的吕元勋，成了“国家干部”(我国现行行政管理政策规定，国家统一招收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执行1年见习期考核合格并办理转正定级手续后，具备干部身份)。
然而，背着“国家干部”身份的吕元勋，却没找到工作。在学校的动员下，只好将户口又由山东省旅游学校所在地迁回七贤庄村原籍。“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当国家干部，当村民吧。”吕元勋这样自我揶揄。跟他情况类似的还有同村的贾涛、林娜、陈士丽三人。
其实，七贤庄村已经不是农村。准确地说，是城乡接合部。快速扩张的城市规模，正在使七贤庄村变为济南市区的一部分。
但没过多久，村里的一场选举使吕元勋四人体会到了尴尬：“村里根本没有对我们进行选民登记，更没有发给我们选票。村里的刑满释放人员都有选举权，而我们没有。”
不仅如此，还有更“实际”的损失。城乡接合部的有利位置，使得七贤庄村“财源滚滚”。除了出让土地获得大量收益之外，村里的二产、三产也每年获得数以亿计的收入。在这一点上，吕元勋的条件比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城里毕业生还优越一些。“村民”身份这时候比起“市民”身份也更有吸引力。
2002年秋天，七贤庄村村委会建设了一处综合农贸市场，这里沿街的“经营房”廉价向村民承租或出售。村委会规定，村民自愿申请并经村委会批准后，每名村民可购买30平方米的市场“经营房”，享受一定的优惠价。但是，吕元勋等四人未被列入购房范围。
“‘经营房’实际是一项村民福利。村民购买的话，每平方米269元,市场价恐怕四五千元也不止。”贾涛的妈妈很为儿子鸣不平。
另外，村民还可以认购村里建的住房，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左右。当然，吕元勋等四人也没有资格购买。
遭遇上述“不公平”，村委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你们是国家干部，不是咱村的村民。
这种解释让吕元勋们无法接受。2004年秋天，四人在多次与村委会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相继向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村委会侵权，要求法院判令村委会补发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生活粮食补助费每人各500元、土地补偿费每人8000元,以及应享受“经营房”认购权。
“高高兴兴学成归来，却不仅没有所谓风光的工作，连‘村民’资格都没有，感觉灰溜溜的。”吕元勋无奈地说。目前他正在一家小规模民营企业工作，“同病相怜”的其他三人则正在继续学习或找工作。
尴尬的法庭“小胜”
官司中，林荣强的角色颇为尴尬——他既是原告之一林娜的父亲，又是七贤庄村的村支部书记。
在担任村支书之前，林荣强参与了林娜等人对村委会的诉讼。现在的“位子”使得他“有苦说不出”。在“惯例”面前，林荣强不便就此发表意见，只能遵从法院的判决。
庭审中，村委会的意见很明确：吕元勋等人已不再以耕作土地为生活来源，至于他们毕业后又将户口迁回本村，那是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的需要，他们已不属本村村民，不应享受对征地补偿款和生活补助费的分配权，也不应享受村民福利房的认购权。总之一点，他们升学后属于国家干部，不再是村民。
2003年12月，济南市市中区法院作出的判决支持了村委会的意见：贾涛、林娜等四人虽均出生于该村，但按现行国家政策规定，他们大学毕业后，已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不再是其所在村的集体组织成员，不应享有土地补偿费等分配权，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因此驳回了四人的诉讼请求。
在经过济南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之后，今年3月24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市中区法院重新审理此案。10月16日的再审结果部分支持了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判令七贤庄村村委会付给吕元勋等四人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生活粮食补助费各500元。
会有多少个吕元勋
这起特殊的诉讼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引起多方关注。
“这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采访中，济南市市中区一位下派七贤庄村的干部向记者分析，“大学毕业生与国家干部画‘等号’的年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全部包分配，而现在大学毕业生早就不实行计划分配了。所谓国家干部现在就是
公务员，对于回村待业的毕业生，‘国家干部’身份反而成了负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蔡军则分析认为，本案凸现了高等教育观念的变化。
蔡军说，在高等教育改革前，所有培养成本几乎都由国家承担，学生也把接受高等教育作为成为国家干部的一条途径。在此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当然不应该与没有享受这种待遇的村民争利。但高教改革以来，学生本人负担的教育成本越来越多，“读大学”也成为一种投资。大学生们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放弃参与分配村集体经济利益，村民委员会也就不能取消毕业生参与分配村集体利益的机会。
由此，蔡军说，这一案件表面上是利益冲突和法律问题，深层次则凸现了改革带来的新旧价值观念冲突。这四名毕业生没有当上公务员，当然不能被当作国家干部。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仅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要求落实村民身份，在观念上是一个进步，但一些体制的革新应对还需跟上。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势下，很难说不会有更多大学毕业生碰上吕元勋这样的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表示，今年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可以判断的是，应该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暂时甚至永久返回原籍。
“最关键的问题是村民身份。不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以后村里每发一次福利，就打一次官司？”官司“小胜”却无法感受到喜悦的吕元勋说。至于选举权的问题，他相信解决起来甚至会比经济利益问题更容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