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型时期，新式学堂的招生，主要采取自主录取的办法，但仍注重地区平衡，实行分省配额制，京师大学堂就规定录取名额，大省7人，中省5人，小省3人。1908年又改为大省8人，小省6人。同年，全国师范学堂实行定额招考制，“所取之额，按府分大小县分匀派。”
1911年，清华学校在招生中考虑到留学预备预备学校的性质，因而沿海省份给的名额较多，同时也兼顾地域平衡。其中上海最多为65名、江苏24名，浙江、广东各18名，四川、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各5名。
如果说科举考试因涉及到学者士子的前途命运，其公平性深受全社会关注的话，那么高校招生考试亦因关乎考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享受均等的教育资源，其平等公正原则同样令世人瞩目。从民国成立一直到1938年，我国高校大都采取自主单独招生的办法，各高校实行自主命题、自行阅卷、自定录取标准。其优点是操作灵活、方法多样；其缺点尤为明显：考试标准不一，公平原则难以得到保障。中央不能有效地对高校招生进行管理，造成招考区域失衡。为了克服自主招生的弊端，最早尝试联合招生的是1918年全国六大高师，决定实行“招考划一”的方法，规定各高师将75℅的招生名额投放到各省，分配名额时依据该省的人口数、距离学校的远近和该省有无高师等标准；将25℅的名额留在本校，由该校直接招考。如沈阳高师在1920年共招生120名，其中30名由学校来支配，占总招生数的25℅，这部分主要放在高校所在地沈阳；其余90名按教育部要求投放到各省，坚持的原则是由近到远名额递减，同时也考虑到该省有无高师；具体的名额分配办法是靠近沈阳高师的黑龙江、吉林为10名；山东因人口多而又无高师，故投放8名；直隶距沈阳较近而且在全国地位突出，因而分配6名；山西、河南、江西、安徽、福建为4名；湖南、云南、浙江、陕西、四川为3名；湖北、江苏、广东、京兆因本地有高师，故投放2名；广西、甘肃、绥远、察哈尔、热河、贵州、新疆属于文化落后、人口少的边远地区，所以投放2名。这种兼顾各省平衡，考虑人口多少、有无高师，注重向文化落后省份倾斜等思路是十分可贵的，为当今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20年代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应按比例向各省分配名额，照顾到各省的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教育质量、文化水平等诸因素。但是由于在录取过程中仍实行全国统一分数线,结果出现了升学率的不平衡。比如北京大学,于1922年的招生考试中,尽管向各省划拨了录取名额,但由于执行同一录取标准,导致有9个省没有招到新生。1938年6月，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规划并执行统一招生事宜，当年有22所国立大学参加统一招考。到1940年已有了统一招生委员会，参加统考的大学已达41所，确定分组录取标准和名额，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考选的区域公平。1946年又颁布了专科以上公、私立学校采用联合招生、单独招生、委托招生相结合的办法，各校的录取名额由本校协同教育部商定。1947年又将高校招生委员会改为由该省教育厅与各大学及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组织招生委员会。此招生办法一直沿用到1949年。
纵观中国考选历史,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考选制度,均将考选视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旧唐书》言：“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所采用考选方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汉朝至隋朝以贡举为主，自隋迄清以科举为主，但历代朝廷一直都将考选作为选拔新型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的主要渠道。考选制度特别是科举制“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的基础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影响的制度”。它提醒人们，要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就不能不考试。考试制度只能改进不能废除。盲目废除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第二，自古以来，选拔精英人才与注重地区平衡[又称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就是一对难以解决的两难问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根据考试成绩来录取生员，做到考分面前人人平等；区域公平则是指通过分区配额来调节区域间被录人数的悬殊。这一矛盾在历史上统治者就长期为之所困惑。同样，它又出现在当今我国的高考招生录取之中，需要我们去正视，去研究，去解决。第三，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考选的区域公平，主要依据各地的总人口数、参加考试人数以及各省文教发达程度等因素来确定录取名额投放数。从两汉东晋经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按各地人口数来确定考选录取名额；到明清两代，又实行按人口数和参加考试人数来确定举人或进士录取名额的分省定额制，力图解决考选的区域失衡问题。而1918年全国六大高师则依据各省的人口总数、距离学校的远近和该省有无高师等因素招生，以解决近现代在高师布局不均匀情况下录取的区域公平问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人借鉴。
二、目前高考招生制度严重存在着违背公平原则的问题
中国现代高考制度是在长达数千年的考试发展历程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在学习借鉴中外古今考选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我国建立了现代高考制度，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有效地保证了所选拔人才的质量，为建国初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才保障。
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1966―1977年我国的统一高考制度被取消长达12年之久，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制度，招生权实际上被操纵在一些政治帮派手里，所谓推荐也只是为各级干部子女上大学大开方便之门，考选的公平性原则受到严重践踏，“使高考一步步走向政治斗争的祭坛。”
1977年冬，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坚持“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力求公平、公正，从此我国的人才选拔考试又步入了健康发展轨道。为了保持区域平衡，照顾广大农村和文化落后地区，避免出现“招不来，分不去，留不住”的“老大难”问题，1983年教育部决定招收定向生，1984年开始招收委培生，直接将指标拨到各个落后地区，这些举措对缓减当时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具有积极意义。后来，随着委培生和自费生比例不断增加，计划内与计划外两条录取分数线的悬殊愈来愈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两条线尽然相差100多分，使考选分数线严重倾斜，再加上权力的干预，导致所谓的定向生、委培生、自费生，实际上成了照顾领导子女与各种关系户的“机动指标”，严重违背了高考改革的初衷。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4年做出了部属院校招生并轨的决定，即将统招生、委培生、定向生、自费生统统合并，而且全部实行收费，此后改革步伐逐年加大，1997年地方高校大都实行并轨、收费，到2000年师范院校也开始收费，至此标志着高校招生并轨工作全部完成，由以前的“双包”（包学费、包分配）变为“双自”（自己交费、自主择业），有效地调动了高校改革的积极性。同时，为了保证高考的公正性，在命题方法、考试内容、招生手段等方面均作了不少改革。1993年实行高考标准分数制度，考试采取标准化命题；2000年在全国实行3＋X考试，目的在于解决中学偏科问题。为了克服笔试忽略能力的弊端，近年来又加试外语口语和测试实验能力。这些措施均是对考选公平所作的不限追求。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的高考招生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的现实问题：
（一）高考录取分数线严重倾斜。连续几年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大部分省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即使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录取线都比北京、上海高。如2001年山东的文、理科重点线分别为580、607，而北京的分别是454、488，分别相差126和119。2002年海南的文、理科重点线分别为687、668，而北京为462、469，比海南分别低225分和199分。2003年北大在河南的文、理科录取线均为648，而在北京的文、理科录取线分别为590和600，比河南低58和48分。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数线严重倾斜，这种倾斜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种分数线的倾斜以及由此带来的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分数线是可以倾斜的，但要向少数民族、国家级贫困县、西部地区等，这样才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目前的分数线倾斜却是倒向了大城市、文化发达地区等，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逆倾斜”。
（二）重点高校录取名额投放不均。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各重点大学可以自行决定在各省的招生名额，这样做有利于调动高校积极性，然而带来的弊端是各高校择优性指标投放的过度，破坏了考选制度固有的公平性，造成了城乡差距拉大、东西悬殊加剧的局面。这种名额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例如， 2004年河南的总人口数(9717万)是北京（1159万）的8.38倍，2005年河南的考生总数(72万)是北京(9.87万)的7.29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名额投放数(313和320)却分别是河南(78和57)的4倍和5.6倍；2004年山东的总人口数(9180万)是上海(1344万)的6.83倍，2005年山东考生总数(72万)是上海(11.3万)的6.37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1259)却是山东(57)的22倍多；此外，河南总人口和考生数(9717万和72万)均是浙江(4719万和31.3万)的2倍多，而浙大在浙江的录取名额(2456)是河南(74)的33倍多；四川的总人口(8734万)比江苏(7432万)多1300万,而南京大学在江苏的录取名额(1260)却是四川(56)的22.5倍。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分配极不平衡，特别是对没有“985”工程重点高校的省份不公平，使这些地区的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机率大大下降，远远低于有重点大学的省市，严重违背了考选的公平原则。重点高校在所在地投放的名额比例太高，给没有重点院校省份的考生造成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应试之风日盛，直接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2004年北大在北京投放录取名额308人，清华大学在北京投放360人，南开在天津的招生名额占总招生数的25℅，复旦在上海的招生数占总数的40℅，浙大在浙江的招生数占总数的70℅。全国一流大学把相当数量的招生名额留给了所在省市，而没有重点大学的省份分到的名额少的可怜，重点大学名额投放严重向大城市和重点高校所在地倾斜。而“985工程”重点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是靠国家的投入，在这些国家投入当中实际上也有那些无重点高校省份的贡献。固然重点高校所在省市为该大学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也不能以此来作为投放更多指标的依据，从而违背公平原则去实现高招的“本地化”，长期如此就会使国家重点大学“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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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