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教授在“两会”上推销自己写的书,已经不是第一年了。今年,老人家除了推销5年前结集的《十年风云话股市》之外,又搭售一本新出版的《增长模式的选择》。
他说,“九五”计划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够转变过来。他分析说,这是因为,“包括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当时认识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具体,这次我们大有进步”。
经过10余年的实践探索,人们对于什么是集约化、市场化,怎样结合具体情况实现集约化、市场化,以及应当在哪些领域实行集约化和市场化,有了更加充分和深入的认识。认识也是生产力。阅读吴教授的新书,学习其中新的见解、新的分析方法,会对人们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有所帮助。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学者在反思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史,据吴教授说甚至有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包括吴教授在内的几位学者予以了反击。笔者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写入了十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而且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即便在有的时候、有的领域出现一些不尽一致的声音,也远不至于改变大的潮流。
王蒙先生说过,对一个咬定“四七二十七”的人,我们又何必与其争论呢?这出学界闹剧,恐怕是源于某种投机心理。
的确,我们在医疗、教育、住房三项改革上存在不足,引起了一些不满,但是,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搞市场经济,必然会放大急功近利、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等道德问题,也必然会放大公共资源管理问题、社会管理问题。此时,人们会选择政府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法律制度力量、人的道德力量等,对不平衡的状况加以调整。
吴教授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包括建立一个“干净的”证券市场。不过,笔者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就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存在所谓“好的”市场经济。而且,即便人们不满意,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人均寿命为何延长了?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为何增多了?人们的住房条件为何普遍改善了?
能否马上来个一刀切,让所有埋怨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的人都满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既往的经济工作,虽然在五个统筹、环境友好、节约能源等方面做得不够,甚至有一些教训,但是,据此否认我们曾经作出的一系列积极的努力,说“九五”、“十五”期间,我国在转变经济模式上没有取得一些进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十五”期间,国家作出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决策。
又如,有学者说“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缓慢”,是否应当大幅度加快呢?“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这个判断是不是可靠呢?我看这些说法有些走偏了:有些资源需要继续控制,不能放开;公共服务不是削弱了,而是不够平衡。
过去20多年改革发展的积累,正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没有GDP的积累,不做一些试验,不付出一些代价,我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对于一些并无代表性的所谓的大争论,不必过分当真。
吴敬琏因2001年批评证券市场而名噪一时。今年,又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回答道,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三个经济学家有五种意见。虽然他说他对证券市场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但与5年前相比,这个回答已经比较客观,减少了一些偏激。
他又说,“我曾经长时期对中国股市进行过研究,2001年我出了一本书———《十年风云话股市》,把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1年所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对股市进行研究,但是我的观点没有变”。他是否对证券市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笔者实在不敢恭维。当然,吴教授固守他的观点,完全是他的自由。
今天,任何对于改革的讨论可能都是有益的,对经济学家的观点,可以多方面地比较。如果愿意参考,也不妨买本书看看,但切不可迷信某些炒作和夸大。
笔者以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采取“划断”的态度是不够妥当的;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更要充分估计解决经济工作中问题的复杂性。温总理说过,“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是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需要随时记取的。
《国际金融报》 (2006年03月09日 第二版)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