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有个微生物系，其中不乏知名学者。2003年非典袭来之前，它的排名并不高。非典过后，港大微生物系却因为在全世界最早找出非典的病菌，知名度大大提升。
“这就象踢足球，没有比赛，别人怎么知道你的水平高？原来我们真的是世界一流的微生物系，以前只是没有机会表现而已。”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
今天，香港大学又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香港大学教授支志明以“金属配合物中多重键的反应性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去年，也是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香港大学外科系荣获另外一个国家级的科技大奖——科学进步奖一等奖。
实际上，香港大学这些年获得国家级大奖的数量不在少数。单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个奖项，自从1989年香港高校参与评审以来，香港大学已经拿了10个奖项。香港大学在禽流感研究、肝脏移植、合成化学等方面，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香港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香港的高校用重金吸引世界各地学者到此任教，这是它在科研上能够突飞猛进的关键。
对此，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今天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香港大学从全球招聘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老师。对一名学者而言，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比如说，学校风气、政府资助、房屋分配、子女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学校是否对自己的学术发展有长期的支持。
“一所大学要想有学术地位，就一定要有研究。”在徐立之校长看来，充足的资金对一所大学的科学研究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一所大学能够发展的关键。
徐立之认为港大的科研之所以有长足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它有非常好的学术风气。这种风气的建立，不是一位校长、一个负责人就可以做到的，是经过长期积累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港大有良好的机制可以保证学者们从事科研活动。“我们既重视他们的学术自由，也注重他们的发展”。
内地很多高校都认为香港高校科研经费非常充足。但实际上，香港在研究方面投入的资金仅占GDP的0.5％~0.6％，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自实业方面的支持几乎没有。而香港做科研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内地。
徐立之介绍，香港高校的科研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政府根据学生的人数给学校拨款，学校要想发展科研，就要对这笔经费进行重新分配。港大会把拨款中的一部分钱拿出来作大学发展基金，支持不同学科的研究。香港的研究资助局也有一笔经费，按照政府的规定，20％~25％用于研究，港大则把40％用于研究。
港大的学科发展是学者们自由竞争的结果。每个学者如果想获得一笔经费从事研究，就必须提交一份详细的学术发展报告。学校则组织相关人士进行评审，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确定研究项目。港大的“内部研究战略方法”规定，对研究项目以在出版、国际声誉、研究成果等方面的绩效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的评估，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单位和其他学科专家的评价。实施此战略方法有助于发现不同学科的发展情况，确定经费的划拨，从而确定杰出领域的重点发展对象。
如果一些学科发展非常重要，尽管资源不多，学校也会投入大笔资金。比如说前段时间，港大为基因研究投入1．5亿港币，并组织跨学科的研究队伍。
学者们申请到资金以后，就可以按照制定的计划进行研究。学校不会每天盯着他们，要求他们出阶段性的成果。徐立之校长说，学校会对老师进行考核，老师自己做计划，主要靠自律。平常的考核比较宽松，不要求一定出成果。但是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学校会从世界各地请来专家，进行严格的评议。
“很多努力不能立刻看到成果。这就如同一所大学不能立刻变成一流大学一样。”徐立之校长说，“我们就是希望营造这样一个氛围，让老师按自己的兴趣工作。”（记者 原春琳）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