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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中我知道先生是济南人，在济南读的中小学，抗战时西南联大毕业。他还告诉我McNaughton是他在哈佛的学生，我忙说，“那您就是我老师的老师”。可惜，我对哲学半点儿也不懂，同时还奇怪为什么McNaughton未提起此事。我告诉他我曾读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结果是这本书打掉了我心里对纯理论研究的神圣感，从而决心从理科的研究转到工科的研究。我还告诉他我试着读过他的Popular Lectures on Mathematical Logic，但读不下去。对此他说了许多，大意是库恩不是哲学家，用的也不是哲学思维，更接近科学史家的思想，所以哲学家才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新”思想。至于他的书看不懂，是对的，因为那是在一般介绍性的讲座稿基础上完成的，不应作为研究性著作去读。
但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分手前的一幕。这一幕，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恐慌”或“阴影”，使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读哲学书籍，也是后来去纽约市时没有按约拜访先生的一个原因。此事起因是谈话中我突然提及当时G?觟del, Escher, Bach一书在我们学生中十分热门，没有想到一提哥德尔，先生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他告诉我他已写了一本关于哥德尔的书，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希望早日完成。当时先生谈了许多他们之间通信之事，但渐渐地谈话成了他自己的自白，最后干脆成了他背朝着我的自言自语。我一时不知所措，只好站在一旁不动。几分钟后，McNaughton来找我们，才打破僵局，一切又都正常如初。分手前，先生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约我去看他。
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一幕。当时只觉得做一个大哲学家太奇怪甚至太“可怕”了。我曾把当时情形向自己在物理系的几个好朋友说起，并“警告”他们：如果还想正常生活的话，将来千万别去研究哲学。现在回忆起来，或许是先生太致力于哥德尔一书的写作和研究了。先生对哥德尔可谓用心极深，而且于1987年带头组织创立了“哥德尔学会”，并任首任会长。
从与先生的相见到得知其逝世的消息，好像都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内心里我十分敬重先生的成就，认为他是华人在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方面成就最大的人，也是上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1983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将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 Award）授予先生，可谓名至所归。希望今后还有更多王浩式的真正学者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更希望国人能记住王浩先生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共和国成立之初，身在剑桥教书的先生就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以至后来做不成台湾“中研院”的院士。1972年，先生首次回国时曾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还特别提起此事。回美后，他曾撰写了许多文章，赞美新中国，并为此受到了许多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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