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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到系里, 鲍尔教授就给了我一道题做, 是关于一个算法的收敛性问题。 我暝思苦想, 花了半天的时间, 完全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用自己的方法证明出来了, 当我拿给鲍尔教授看时, 教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结论原来是已经刚被人证明过了的, 教授拿给我做, 只不过是想看一看我的研究工作能力。从那开始, 我就成了一名真正的研究生,在剑桥研究生叫做Research student, 真正要去做研究, 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下所说的Graduate student。 这是必须靠学生自己去读大量的文章, 去发现问题,导师只起一些引导的作用。 决不会事先给你定一个题目,让你去做。也就是在剑桥, 我才真正领会到 research (研究) 这个词是由 re (反复) 和 search (探索) 组成的。
剑桥学术风气十分浓。 在学期中,鲍尔教授每学期都要组织几次学术报告会, 来这里报告的,有剑桥自己的老师学生,有英国其它学校或科研机构有关的专家, 同时还常常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总之,是尽可能让国际上当今数值方法方面的工作, 能在这里交流、讨论和发展。
从事计算数学研究,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数值计算。由于晚上是用计算机的最好时间, 我常常是在系里工作到下半夜。 有时干着来劲了就一直工作到清晨, 黎明天来时才回到宿舍休息。
在英国实行的是五天工作日, 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大部分英国人都是与家人或朋友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没有工作日, 休息日之分的。我们大都是夜以继日的工作。 周末对于我来说,也无非就是要去一趟超级市场,把一个星期所需要的东西一次采购回来。前面说过, 我的刻苦程度是中等偏上。 但在剑桥度过的几个春秋我还真是卖了命在干。 欣慰的是辛勤劳动得到了收获。
到剑桥的第二个年头, 我的论文 ``Trust region algorithms for nonsmooth optimization''在剑桥大学数学部的研究生论文竞赛中,一举夺魁, 取得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J.T. Knight 奖。
1985年, 我的论文 ``On the superlinear convergence of a trust region algorithm for nonsmooth optimization'' 又获得了首届 L. Fox 奖二等奖, 这个奖是奖国际上青年数值分析学者的最高奖。
1985年10月, 我应聘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姆学院任专职科研人员(research fellow) 三年。 我把research fellow 译成``专职科研人员''完全是意译。 据说我国第一个在剑桥大学拿到research fellow的是华中工学院陈应天教授, 当时在国内轰动一时。 后来科学院不知怎的发现我是获此头衔的第二个中国人, 大有准备大力宣传之架势。 害得我赶忙向各方解释research fellow 的书面翻译``研究院士''太吓人了, 而且可能给人一种错觉。 当然, 话又说回来, 能在剑桥大学工作几年, 说明自己的工作已被他们充分肯定。 记得很清楚, 我受聘不久后, 国际著名优化专家弗莱彻教授还就此给我来信祝贺。
在剑桥大学的近六年时间里, 我参加了七次国际会议, 发表了十多篇自认为不错的文章, 在非线性规划的方法和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结果, 得到了国际非线性优化界的公认。
中国科学院1988年8月, 我回国了,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 回来后很快就聘被为研究员, 那时我还不到29岁, 是科学院当时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不少人问起我为什么回国。 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回国对于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一个人回家哪有问为什么之理?
科学院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 1985年我从英国回上海参加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冯康教授将我推荐给中科院当时的副院长周光召教授。 周光召教授百忙之中约我见面交谈, 关心我的工作, 并且支持我博士毕业后在英工作三年期间每年回国工作几个月。正因为科学院的支持, 我在英国工作每年都回国一段时间。我1986年回京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去西安交大参加学术会议; 1987年再次回京短期研究以及去南京大学系列讲学。由于我在国外时能常与国内联系和进行学术交流, 我回国后很快就能适应国内情况, 迅速、顺利地开展工作。科学院院领导、计算中心所领导以及所里老师们都对我很关心和照顾, 我回国六年多工作一直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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