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要写这样的早已被人们写烂了的题目，似乎也太背时了。但是，众多人的议论，又有多少真说到点子上？而且，时髦和跟风，又是多么难治的病。
鲁迅，历来是我所喜欢的，胡适，也是我所喜欢的。鲁迅全集从头至尾看过，胡适文存也翻阅一过。虽不能如细心的研究者那样，但都是看得有大兴味才看完的。现在，众多的人们似乎对他们两位赞颂有加；但后人仍难看到他们全貌，号称专家的又何尝没有责任。例如，鲁迅是创作和翻译并重的，但想看到他的全部翻译作品，现在是何其之难。我们至少总可以由翻译知道，鲁迅接触的并下过功夫的一部分外国作品，还可看看鲁迅翻译时的特殊风格。这种翻译风格即使现在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但比起目下一部分称为作家的狂妄自大、琐碎唠叨、自说自话、无穷的对话堆彻出来的作品，至少也是别有一番滋味。说到胡适，我记得有一位作者的文章里讲到，胡适晚年研究水经注为某人辩诬的重大意义，于是很想看看胡适的这部著作，但又到哪里去找呢？
闲话说过，讲到本题，他们两位的关系和异同，其实用不着长篇大论的。
1、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都是大家；他们两位是互相佩服的。两位是朋友关系的二十年代如此，政治上不同道各走各的路的三十年代同样如此。这只要看一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胡适小说考证特别是《红楼梦》考证的大段引用，可说是完全赞同。鲁迅写道：“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和胡适相比，后来的有成就的红学家们，其实并没有特别重大的超越之处。看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何等之高。1934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讲到新文化运动时对胡适的赞美之意同样溢于言表。
2、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上，胡适和鲁迅各有长处。胡适的长处是考证，表达的方式更适合现代人的思维。鲁迅后来提到胡适时经常用有调侃意味的“考据癖”一语，更大程度上也是肯定而不是攻击。鲁迅的长处是对社会生活整体状况的把握。正如蔡元培所讲，当我们看到一点时，他已看到了全般。其实，胡适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的意见是：论断少。鲁迅的回应是，下册已经增加。这正是鲁迅的长处，也是胡适希望看到的啊！
3、文学创作方面，胡适和鲁迅各有自己的专长，胡适是新诗，鲁迅是小说。对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恐怕公众是最少分歧的。胡适的新诗虽不能说就是后来者的典范，但胡适新诗的语言几乎完全不顾旧有的行文方式，他的文章语言也是如此，勇气之大很难有人能及。这使我想起了胡适对我国古典文献的看法：先要解决读得懂。就是到了现在，还需要学术界坚持不懈地下功夫的。只要想一想，近几十年里简帛文书的出土对解读我国古典文献的重大意义，就可明白胡适眼光之远了。以我之见，胡适的行文语言是有意为之，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从他推崇陈寅恪为史学之重镇时，还要讲寅恪作文的不高明，就可见一斑。但在我眼里，寅恪先生的书虽未必为现在的大多数人所喜欢读，文言文也是局限，简洁醇正的味道却是他人难以达到的。
这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是一个非以个人功利为取向的思想观念高度开放时期，是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辉煌的时期。真正杰出人物的被理解和承认，首先还是在最接近杰出者水平的同道们，不是后来的跟风似的称颂，而是大众还茫茫然时的独立之见。唯其如此，才难能可贵。
4、鲁迅其实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是保持自己高度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他所论争的，是文学，是社会的深层关系。胡适除了文学和思想领域，还要进入政治甚至政府。能在政治和政府施展拳脚的人何其之多，却不适合时不时显露出自己非同一般的知识分子本性的人。对这一点的洞察力，胡适甚至远逊于自己的夫人江冬秀。中国众多的人们又似乎深通政治。北京的的士司机们，十个中就好似有五个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大众骨子里所深佩服的，也是手腕高明的政治人物。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不尚空言刺入骨髓的思想者呢？记得好几年前，宁波日报有一篇短文谈到，一位韩国人说：你们有鲁迅！这位中国作者接着在文章中写道：是啊，我们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他竟想不到，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而又拼争不息的朝鲜民族，怎会缺少郭沫若、茅盾这样的文学杰出人物！深入骨髓的思想者，才是韩国人所叹服的，也是众多的民族并未提供的，却也是中国现在的众多国民所不喜欢的。（戴英马）
来源：学说连线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