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上学期，我被选派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国际新闻系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学习。
从深圳罗湖过关，再乘火车，就到达了学校所在的九龙塘。当时正值盛夏，拎着沉重的大皮箱，广东话又讲不好，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学校。不过入学手续倒是办得很顺利，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住进了学生公寓。
浸会大学的学生公寓是男女混住的，每层楼的左边住男生，右边住女生。每两人一间房，每两间房共用一套卫浴间。我的室友是香港学生，“厕友”(toiletmate)则是一位香港人和一位巴基斯坦人。跟香港学生交流时，多半是普通话、广东话一起上，实在不行就英语助阵；跟外国学生和老师交流，就全靠英语了。
这学期全校共有来自全世界的两百多名交流生。为了使我们尽快地适应香港学校的生活，校务处为我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指导活动(Welcome camp)，让我们很快熟悉了学校的布局和各项规矩。
因为已经进入高年级，我们可以自由选课。我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爱好，选了“高级新闻报道与写作”、“编辑实验室”、“英语新闻报道与写作”、“世界新闻媒介体系”和“翻译原则与技巧”5门课。我的老师中，有两位是英国人，两位是香港人，还有一个日本人，这对我的英语口语和英文写作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刚开始由于听不懂课，我还曾偷偷把录音笔带进课堂，结果被好心的香港同学提醒：一定要征得老师同意，否则会被视为侵权。在香港，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得非常好，连复印书本都会被视为非法。
我选的课多是小班教学，十多个学生围坐在教授身边，每人面前都有一台苹果电脑和打印机，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做笔记并打印出来。每门课都分为“lecture(讲授)”和“tutorial(指导)”两部分。讲授是指单纯的授课，老师讲、学生听；指导则是采取师生面谈的形式。老师常常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改变教学方式，避免了内地大学普遍存在的老师不认识学生的状况。
最有意思、也最艰难的课是“编辑实验室”。这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上课的内容就是学生自己办报。国际新闻系的报纸是一份全英文报纸，叫做“The Youth Reporter”，由二年级学生担任记者，三年级学生担任编辑。指导老师是香港传媒专家毛孟静女士。
从未写过英语新闻的我，还要给香港学生写的英语新闻做编辑，难度可想而知。曾经有几次，自己在艰难的工作面前急得掉下了眼泪。好在我身边的香港同学给了我很多好建议。后来每次拿到稿件，我都是先把文章“学”懂；然后再进行修改。这样一来，工作量大，进度也比其他编辑慢。为了赶上正常的进度，每期我都不得不提早开工，即使这样还常常要干到夜里一两点。学期末，我终于收到了老师的邮件，说我“做得很好”。
还有一门很受益的课是“英语新闻报道与写作”。授课老师Masato是日本人，曾任CNN记者。秉持着日本人的认真、严谨和敬业，他授课的每个细节都力争做到完美：要求我们每天读《南华早报》，并每周举行时事新闻测验；每次作业都会认真批改并发回反馈，至少修改三次才能被通过；每堂课都留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并定期举行模拟新闻发布会……一学期下来，我从对英语新闻一无所知，到打下坚实的基础，Masato老师真是帮了我太多。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不仅给了我A，还在全班同学的面前送了我一份礼物，作为每周时事新闻测验总分第一名的奖励。
在浸会大学，我第一次觉得学习是一件这么好玩、这么富有成就感的事情。香港社会讲求公平竞争，大学风气也非常好，勤奋努力的学生最容易得到肯定。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课余活动，在全校戏剧表演比赛中获得了亚军、在征文比赛中获得了冠军，这些都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交流生，但只要积极进取，就能被认可。
在香港交流的那段日子，每天我都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曾经在图书馆待到闭馆还不愿意离开，被管理员“敲铃”警告；曾经为了给报纸排一个好看的版面，连续七个小时待在机房；曾经为了采访一位“无可奉告”的政府官员连续一个月每天打电话给行政署……只为了用心地、用力地感受这里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
虽然我在香港的求学花去了高昂的生活费，累得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但是我学到了在内地大学四年也很难学到的丰富知识，得到了独立应对挑战的宝贵经验，更收获了许多香港和国外的朋友。如果有可能，我还愿意回到那里，去感知更为丰富的世界，迎接更新的挑战。(郭姗姗）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