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是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北京晚报》做了一项调查，在4000名京沪大学生中，相对于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人际沟通、工作态度，创新意识这五项素质，仅有6.5%的人认为道德品质的素质是人才标准。此结果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昨日就有评论指出“大学生人才观的‘品德垫底’之忧”。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笔者认为，京沪大学生所呈示给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表达的已不仅仅是“大学生之忧”，它亦表达了一种全国性的“文化”：与可以带来利益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人际沟通、工作态度，创新意识”相比，道德品质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首先，我们已经很难说这种“道德危机”仅仅存在于大学生中——余波未平的山西黑煤窑事件让我们见识了过多人性的丑恶；不断曝光的高考舞弊事件也是近期以来的一个特色(6月28日《新华网》：《安徽砀山县高考团伙舞弊案3名涉案警察被查处》）——政府、公安的蛀虫一个个原形毕露。这只不过是随意摘选，违法犯法者、以权谋私者吞噬着弱势群体利益事件屡屡发生——如果有人经常所见所闻这样的现象，那么他对“道德品质”做出低估也就非常正常——而这个“他”就是我们的大学生。现象——这才是“忧”之真正根源。“道德品质”如果不是全社会的“上帝”，就会使得全社会都不以它做“上帝”。
那么，要提到我国的文化遗老辜鸿铭，他是保守派，其关于道德言论在今天来看倒贴切至极。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教会与政府是分开的。政府发展经济与管理社会秩序；而“教会的职责则是民众的道德”。而“在中国，国家使人们遵守道德的权威来自于帝王”，所以，皇权一摧毁，“也就是破坏了中国的宗教”，其结果必然是所有中国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连基本的道德规范也不能维持”。“你不能同时侍奉财神与上帝”。这在京沪大学生的调查问卷里表现得很明白——绝大多数选择了侍奉“财神”——可以带来财富的五个素质；而同时，舍弃“道德品质”于不顾。这也是对社会全体的问卷。“道德品质”固然好，但鱼与熊掌，怎可兼得呢？
6月25日南方都市报有这样一则新闻：深圳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录用公务员笔试中，深圳市考试中心首次启用身份证验证仪查验考生身份证时发现，有22名考生使用假身份证参加考试。那么往年没有身份验证仪器时呢？那么全国其它没有身份验证仪器的省市呢？这是“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啊。作弊者成为公安局长、检察院长、法院院长……那会是什么样子？而对舞弊的惩罚仅仅是：三年不准参加公务员考试。道德之忧，不仅仅蔓延在大学生之中。
正如《大学生人才观的‘品德垫底’之忧》文末所言，“父母、家庭、社会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而反向思维，这种影响的指向，何尝不可以调转矛头——当一个事物、群体足以影响另一个事物、群体的时候，它自己不就已经在某方面“登峰造极”了么？这丝毫不是危言耸听。山西煤窑事件曝光时，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并没有惊讶。怎么应对这种“道德危机”，相对“从我做起”，相对“忧虑”，也许从源头治理才会有效。幸运的是，2007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的严重危害。那么，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四大不公”困惑中国经济，既得利益集团需破除》(6月28日《人民网》）)，破坏“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不公平”，可能是为我们赢得问卷中更多的“道德”百分点的唯一有效途径。
来 源： 今视网
